我1959年出生，这种成长环境也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我们的社区有电影院和俱乐部，我经常看到厂里的美工师傅们画电影的大海报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每天放学都喜欢跑到大架子下面看他们画海报，心里一边默默学习，一边暗暗期待能被这些美工师傅们注意到。

果然有一天，一位叫陈凤生的美工师傅爬下梯子，问我：你怎么天天在这儿看画呀？我跟师傅说我想学画。于是陈师傅让我下次把自己的画带过去给他看看——就这样，我认识了自己的启蒙老师。

我有两位启蒙老师，一位就是这位做美工的陈凤生师傅，还有一位是后来得见的唐道文师傅，是他们把我领进了绘画的大门。这两位老师其实都并非科班出身，两个人一个画水粉和油画的宣传画，一个人画国画，但画得比科班的老师们并不差。在六七十年代，人们的思想不像现在这么开放，老师会悄悄组织一群他最信任的小孩到自己家里，拉上窗帘，黑着灯，偷偷给我们看画册和幻灯片。在那个并不亮堂的小房间里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，接触到了法国印象派，也第一次看到了裸体模特，了解了西方艺术。

我特别感谢我母亲的培育，记得有一次跟母亲一起去书店，我一到绘画书籍那儿就走不动了。她发现我对绘画有兴趣，就说：“你真喜欢这本书，你画一百张画，我就给你买。”我真画好了，我母亲立刻就把书买了回来，母亲以这种方式激励我学习。这本画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徐悲鸿、齐白石这些国内大师。

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，引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。

我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，就到株洲郊县的一个林场下乡当了知青。记得母亲陪我去到知青点，一看那个环境，她就哭得跟泪人似的：知青点那时还是一片未建设的荒地，所有的知青们都只能借住在老乡家里。我被安置在一个简陋的堂屋里，墙角儿上搭一个床，就睡在那里。我当时心里没觉得有多苦，还觉得好玩。

我下乡了两年，这期间我没有中断过绘画。它就像我的精神支柱一样，无论我在哪里，都一直在坚持。

公社林场很快便发现我有绘画的才能，于是让我出黑板报、画宣传画。当年我们的劳动是种树，一切需我们自建。湖南农村建房采用的是“干打垒”，我们在山坡上开垦出一个地基，然后开始“干打垒”建房子，房子是一层层垒加上去的。大家都是自己挑土上墙，最终墙会垒到两层楼高，如果稍有闪失就会掉下去。我那时候体重也就100斤左右，我肩上挑的土都快有100斤了，刚把空的筐运下来，新的土筐就装好了，等我们来挑，工作确实很艰辛，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炼。

我那时候把学习的资料藏在筐里，挑着书上山，在山上拼命抢时间干活儿，活儿全干完，就躲在一个树荫下开始看书。

我当时的梦想，其实就是回城里当一个工人。读书时我很喜欢物理，也很着迷一些定理，学几何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类似绘画的形象思维，如果未来我能去做一名钳工，我也可以用上这些知识，并结合美术原理把东西造得更漂亮一点儿。

我一直在练习绘画，听说省里、市里举行一些绘画活动，我都会争取机会参加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画了一幅叫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的画，入选了省里的一场展览，那真是了不得的事。我要去参加这个展览，按理说要走十几里路到车站，坐两小时火车到株洲市，再坐车去长沙。结果因为出发晚了，火车当天已经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最后是我们下乡的一位知青，陪我整整走了一夜，徒步走到厂里，天亮赶上第一班车，才及时到达长沙参加展览——只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当年我都是不计任何代价的。

我当年学习美术，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，就是生活的一种需要，在当时知识无用论盛行，我想靠一技之长谋生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至于什么是艺术，什么是艺术的意义和价值，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。

那一年我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条是高考，一条是招工。高考肯定风险比较大，但想到我的出身，觉得招工大概是没什么机会了，还是试试高考吧。

当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，我在农村参加高考，那周围都是民兵站岗，非常严肃。文化课考试结束后，我去长沙考专业课，我还记得考场在长沙轻工业学校，全国各地的美院都来招生，我当时的第一志愿拟选广州美院、湖南师范学院和湖北美院，因为离家近。

因为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艺招，考试还不像今天这样规范，我记得老师突然问我，“画得挺好，你报了哪个学校？”我回答后，老师反而很诧异：“你不想去北京吗？”

我当然想啊，我做梦都想去北京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让我加画了一个石膏像。考试完毕，我又回到林场继续劳动，心里七上八下地等成绩。

我记得太清楚了，通知书送来的那一天，整个知青点的人直接把我抛了起来，轮渡时第一次有人嘱咐我：“坐船要小心呀，”以前谁关心我坐船安不安全啊！要去北京了，好像突然我的“身价”都起来了。株洲的家里天天高朋满座，本地的报纸都刊登了我们这批大学生即将上学的消息。等到出发的那一天，我在车站候车室看着眼前至“北京”的车牌，使劲儿掐自己感到了疼，确认不是梦，我真的要去北京了。

那时候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有很多专业，比如装潢艺术系、陶瓷艺术系、染织服装系、工业美术系、特种工艺系等等。我爱好美术也喜欢机械原理，工业美术系是最能把美术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。

上学时一切百废待兴，教授们也都刚刚回到教学岗位，所有被压抑的热情都释放出来了。我们学校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，像张仃、庞薰琹、雷圭元、吴冠中、郑可、奚小朋、潘长侯等等，都是学院的前辈先驱。工业美术系，前身叫建筑装饰艺术系，北京的“十大建筑”（如人民大会堂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民族文化宫、北京展览馆、农业展览馆等）里面的艺术装饰，都是我们的老师主持或参与设计。红旗汽车、北京公交汽车的造型设计以及当时的国庆游行形象设计……这些都是工业美术系师生们的作品。

在我读书的年代，实用美术统称为工艺美术，以造型美化装饰为主，还不完全是如今的“设计”概念。

作为当时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，我们手头学习的资料不够，于是藏有国内外各种书籍杂志的图书馆，就是我们开阔视野的重要场所。除了学校的图书馆，我也常跑到北京市图书馆看书，我还记得当时有本杂志叫Car Styling（汽车风格），上面有各种现代的汽车设计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国设计家卢金·克拉尼，他的设计从服装到茶杯、家具、相机、汽车、飞机……应有尽有。那些以曲线风格的仿生设计作品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，他是我们许多年轻学生的偶像。很多年后，我们也把他请到了学院讲学。

记得我的毕业设计是做了一套组合音响的造型，包括音响柜、功率放大器、收音机、录音机、唱机。当时日本组合音响刚开始进入我国市场，国内还没有成熟的音响公司。我觉得国内应该也有这样的设备，于是选择它作为毕业设计。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，它是一种理想化的概念设计作品，不大可能直接落地生产，但仍是一次很好的概念上的尝试。

1983年，我第一次出国，以中国艺术设计教育考察团一员的身份出访西德，考察艺术设计教育。当时公款给所有访问团成员做了一身西装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穿西装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又掐了一下自己：这是真的吗？在德国看到自然景观，我才意识到小时候幻灯片里那些油画，原来画的就是真实环境，冲击很大。特别是德国的工业设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代表团由好几所院校的教授组成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吴劳副院长带队，我们几乎走遍了德国所有的艺术设计院校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设计思想，当时德国的设计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以家具设计为例，80年代国内的家具还是请木工来家里制作手工家具，比如打一头沉、两头沉的桌子。但在德国已经是批量化、系统化地生产家具了，可以实现整体化家具定制。通过实地调研，我了解到设计不仅仅是产品外观设计，它跟市场需求、用户功能、科学技术、社会文化、环境资源都有密切的关系的。我们之前一直觉得设计的目标是“装点”产品与环境，设计用户喜爱的产品外观，创造更大的利润。然而这一次调研使我意识到，设计不仅服务于用户与企业，还应该拓展到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环境等系统性的议题，设计包含着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。

德国之行，我们与众多德国院校建立了联系，开始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华讲学与交流。国门打开，交流频繁，我们也意识到过去我们所说的“工业美术”更多还是基于传统手工生产方式的思维，而我国的设计教育必须要面向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需要，要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。于是我们学习并引进了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教学体系，比如平面构成、立体构成、色彩构成，设计语义学、人机工程学、造型基础等等。

过去我们的设计，更多的是师法自然：以大自然为师，看到好看的植物与花叶，就在衣服、家具中描绘类似的花纹，以此获得美感。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科技发展的新时代，只借助自然形象来体现美学价值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，学会提炼更多抽象理性的形式美学和形式结构，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。比如包豪斯构建的设计教学体系，就是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创造，强调抽象的结构美、体系化的色彩规范，建立了新的符合工业化的美学范式和形式法则。工业化要求简约、低成本，使得人们需要用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去替代农业文明的审美范式。包豪斯这些对美学规律的抽象概括，就可以被科学化、标准化、系列化地应用在大规模工业制造中。当然，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满足多样化、个性化的审美需求。比如数字孪生系统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用户行为与偏好数据，个性化地定制符合不同用户需求的外观与功能，并通过参数化设计技术快速改变产品的形态与外观。

我曾在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造型艺术学院和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研修，德国的经历对我后面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影响很深。我在设计中的人本思想、人文思想、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与社会责任，许多都是在德国学习时接触到的。

我们过去的工艺设计，那些精美的、繁复的装饰与雕刻，在欧洲更多是为皇家贵族做的设计，均是劳动密集型工作。德国的德意志工业联盟以及包豪斯设计风格，是在西方民主意识觉醒后形成的，强调人人平等，社会公民应该整体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，因此工业设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，而是以批量化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状态的途径。我对这一时代进程印象很深。因为它不仅对我国的设计带来了观念上的重要转型，也整体扭转了当时国内的机械生产中的手工装饰风格。

80年代去德国时，我觉得西德看起来很先进，是一个整洁发达的现代社会，但我发现当时西德的许多教授并不这么认为。不少教授对当时的社会持一种批判态度，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的主流意识有一种清醒，需保持一种独立的判断力。西德的教授们跟我说，别看表面上西德社会经济很发达，其实我们存在许多社会问题，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，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重犯西方犯过的错误，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起点。

记得我们当初请外国教授来讲课，特别希望他们讲授最先进的材料和技术，比如当年流行的马赛克、铝合金运用，然而现在看来的确略显简陋粗糙，在文化内涵方面有所欠缺。现在我们能够判断，优质设计确实不是用最先进的材料与技术进行简单堆砌，而是面对需求采用最恰当的技术、最低的材耗、最节约的成本、最低的环境影响来创造一个良好的用户体验。

设计要有前瞻性，要有社会责任意识。

刚刚谈到的是工业设计时代，是基于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，它关注人与机器之间的物理关系。2000年左右人类逐渐进入信息时代的时候，社会的信息化转型迫使我们再一次思考：人和机器之间不仅存在物理关系，还存在人与信息控制系统之间的虚拟关系，人需要便捷高效地跟一个庞大的看不见的“系统”打交道。

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，成立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。那一年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的系主任，当时微软研究院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智能语音系统的研发项目。在微软研究院时，我第一次接触到应用于手机端的语音识别系统，那套系统所有的用户界面都建立在网络平台上，实现了语音图形化、人际关系网络化，这个项目对我的启发特别大。

随着时代技术的更替，当时我们在美学上的许多设计思维再一次需要转变。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，我国的设计从传统工艺美术转向工业化，完成了设计范式的转型；从1980年代到2000年，商业竞争日趋激烈，设计要促生产品的商业价值；到2000年之后，逐渐进入信息时代，设计开始需要构建具有优秀用户体验的信息交互系统。

记得我们学院的名誉教授克劳斯·雷曼跟我们多次提及，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，设计的目标、内涵、知识体系、社会任务都在发生巨变。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，信息化的社会发展是一个“弯道超车”的机会：传统行业一下“归零”了，我们（指德国和中国的设计行业）都在重新开始。

于是后来，2005年我主导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信息艺术设计系。这是国内最早设立信息设计专业的院校，当时的定位是面向前沿、面向未来、学科交叉，重点培养艺术与科技跨界融合的创新人才。信息艺术设计学科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、技术与美学修养兼备的跨学科人才，并以前沿的视角开展了大量信息设计实践。

例如2008年，我们受铁道部委托，主持并参与“中国高速铁路信息导示系统设计”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基于信息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实施国家重大项目。设计导视系统的目的是引导乘客更便捷地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。

过去的火车站导视设计都是静态的，而当时我们开始设计的都是动态标识。交通系统的信息更新速度很快，信息都是稍纵即逝的，一旦有新的车次进站离站，电子屏上的内容就需要及时刷新。于是我们要考虑：乘客多远能看得见标识，标识的识别性如何，不同的交通路线怎么引导等等，要考虑的因素很复杂。当时我们汇集了信息艺术设计、视觉传达设计、工业设计专业的很多专家老师，做了大量的实地研究。

通过调研和分析，最终我们确定了信息标识的形式、尺寸、位置等等，完成了一套动态标识识别的系统设计规范。该设计成果成为当时铁道部的一个标准规范，之后各个高铁站的实施建设都可以参照这个系统标准进行设计。同时，我还主持、参与了多项具有文化、艺术与科技交叉学科融合的国家级项目，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《虚拟现实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理论与应用研究》、国家重点项目《艺术学项目新媒体艺术形态研究》、国家“973”计划《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验证与典型示范》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“中国风格文化创意及智能产品设计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”、上海世博会湖南馆设计等项目，获得积极社会反响。

现在，清华美院一直在积极尝试设计的学科创新与多学科融合发展。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，引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。因为清华大学，因为我们的前辈，赋予了我们如此的责任与使命。

在如今这个年纪，我还是会不断地思考：到底什么才是“设计”。它是一种人为事物的前提思想——不管是物质欲望，还是精神需求，设计都要关注世界与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。既然是人为事物、造物活动，则不管是组织策划还是实际创造，设计都要服务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，设计要创造价值。

我们一直倡导用艺术和科学融合来应对社会变革。科学代表一种理性智慧，是基于知识、规律、素养以及悟性的思维能力。艺术是一种心灵感受，是一种人文情怀。面向新时代，自然与人文应并重，科学与艺术应融合，传承与创新应并举，全球化与多元化是未来世界共同的诉求。多元化使生活丰富精彩，艺术设计以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来驱动创新，满足世界的多元需求。这是设计学科恒定不变的追求，这种“不变”对设计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摄影：王海森 

采访、撰文：熊怡

策划、统筹：暖小团

化妆、发型：小新

服装造型：傲寒

美术编辑：火大客

灯具提供：SEN SPACE

场地支持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

新媒体编辑：Neil

新媒体执行：梓晴